【隐形冠军】有为南海：从“敲锣打鼓贺富”到“冠军集群”闯世界

    有为南海：从“敲锣打鼓贺富”到“冠军集群”闯世界

有为南海：从“敲锣打鼓贺富”到“冠军集群”闯世界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多项农村改革率先推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在南海狮山的一汽—大众华南基地内，自动化车间快速运转，平均一分钟有一台汽车下线。

万里之外的德国，数十名南海制造业企业家走进大众、宝马等德国制造企业的生产一线，探寻“隐形冠军”崛起的密码。

四十年前，就在距离南海狮山不远的地方，改革春风吹来，一群农民从田间地头走向工厂市场，迅速成为第一批“万元户”，迎来了敲锣打鼓的声声贺富。

在改革开放的奔腾大潮中，作为康有为故乡的南海奋发有为、先行一步，与中山、东莞、顺德一道创造了“广东四小虎”的发展传奇。

不同于以乡镇企业蓬勃发展而起步的“顺德模式”，发轫于农村的南海经济奇迹自带“地气”——它由一批批“洗脚上田”的农民用双手打拼而成，被视为草根经济原生发展的珍贵样本，孕育着“民间经济活力和草根精神”，有着“中国最完整的民营经济发展史”。

从“敲锣打鼓贺富”到“六个轮子一起转”，从成为全国首富县到首个引入土地股权制，从“三块地”改革破题到村级工业园改造的再出发，从民营企业的草根力量崛起到“隐形冠军”企业集群走向世界……40年先行一步的探索，透射出南海改革“地气”的密码：紧紧围绕农村、土地、产业三个核心要素，以土地启动工业化，用工业反哺农业，走上了一条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各得其宜的发展道路。

如今的南海，承担“中字头”“国字头”农村改革试点任务不下10项。

大事记1980年南海干部给人均收入超过400元的大队“祝富贺富”，还给“万元户”们颁发奖状，这是全国首次由县委主导肯定富裕的行为。

1983年南海基本完成了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任务，农村劳动力开始从事个体私营，众多夫妻店、父子厂、家庭小企业应运而生。

1992年南海在罗村下柏开始进行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试验，同年共发展14个农村股份合作社。

2003年南海提出“东西板块、双轮驱动”战略，形成工商并举、东西互动的发展格局。

2011年南海发布《关于深化农村体制综合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完善农村“两确权”，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农村股权固化，规范农村股权流转，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农村集体资产市场化等。

初春惊雷“六个轮子一起转”催生致富奇迹1980年1月10日，一次看似普通的拜年犹如初春惊雷，伴随着夜空中升起的烟花，震动了整个南海。

当时，时任南海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带领南海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抬着6头烧猪、10坛九江双蒸酒，带着100万响的鞭炮和烟花，专程来到南沙大队，和农民们开席饮酒。

”当年年仅11岁的徐用芬，对38年前的那件盛事记忆犹新。

1978年，面对全县人均收入不足百元，有人缺衣少食的状况，梁广大提出了“三个产业齐发展(农业、工业、商业),‘六个轮子一起转’(县、人民公社/区、大队/乡、生产队、个体、联合体)”的发展思路。

1979年，南沙大队因为走农工商多种经营的路子，搞活了农村经济，当年该村人均分配550元，一跃成为全县“首富村”。

彼时，社会上“越穷越光荣”的思想依然浓厚，率先富起来的南沙大队顿时成为人们激烈论辩的焦点。

从1980年开始，南海连续三年“祝富贺富”，给“万元户”们颁发奖状。

1983年初，南海县委、县政府还专门下发红头文件，表彰600名专业户、重点户。

人们迸发出冲天干劲，南海全县上下迅速掀起“学富、比富、赶富”的热潮，一时间潮动珠三角。

彩电、电饭煲、录音机、洗衣机、摩托车，当时能买到的电器她家几乎都有，俨然是个小康之家。

1981年，南沙大队进行年终分配，社员收入万元以上的有20户，得款最少的50户退休农民也分得1200元至1500元不等。

1980年6月17日端午节，一场筹备了大半年、延续了数百年传统的“半山扒龙船”活动，在梁广大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在西樵山天湖上演。

当年，南海与外商签订的协议达363项，签约期加工费为5459万美元，比1979年增加了两倍多。

”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海工业、副业生产高速发展，农民集体分配从1976年的152元，猛增到1980年的341元。

当年末，南海农村信用社农业存款余额达到2.05亿元，在全国县支行中排名第一。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记载，1980年4月18日至20日，习仲勋到南海调研，他调查得很认真、细致。

1980年4月19日下午，在南海县党代会闭幕式上，习仲勋肯定南海的工作搞得好，并鼓励南海在广东的“四化”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几天的调研后，他还问梁广大：“在全国，广东要先走一步，你们南海又要在全省一百零几个县中先走一步，你们敢不敢？

在罗村镇的下柏管理区，农民自发将土地划分为农用与非农用，非农用地又分为经济开发区、商业区和住宅区，并第一次引入了股份制，农户把土地承包权折算成价值，向经济社入股，按股分红，如此一来，农民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便转换成土地收益权。

不久，这项被总结为“一制三区”的基层经验在罗村下柏、里水沙涌、平洲洲表三个村试点推行，由此拉开了南海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序幕。

“最开始进来的是三资企业，以港资企业居多，他们对土地需求量大，喜欢自建厂房，通常是租土地建，之后本地的民营企业开始增多，那时候我们已经有实力盖厂房，他们的体量相对较小，所以整租厂房的为多。

南海一手招商引资“搬大树”，引进一批世界500强企业入驻，一手推行“雄鹰计划”，扶持南海民营企业的升级调整，带动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2010年，南海引进一汽—大众这个千亿产值整车项目，在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产业版图上，由“配角”变身“主角”。

大胆创新“三块地”释放发展新空间砖红色的墙体、塔楼式的建筑风格，位于广佛路旁的南海区大沥镇太平北海村布鲁森幼儿园格外显眼。

南海区大沥镇太平村，一块面积为28.93亩的村集体建设用地由南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出让。

从澳洲留学返乡创业的青年企业家陈亮峰曾想短租这块土地，看到挂牌出让公告后，他退掉了租约，重新通过“招拍挂”拿下这块建设用地30年的使用权。

这一字之差的背后，是陈亮峰凭借30年的使用权从银行拿到6800万元的抵押贷款，使他的投资计划从4000万元追加为1.8亿元。

“三项试点改革对南海来说意义重大，相当于给了南海一把‘尚方宝剑’，可以突破部分规定，在土地改革领域大胆创新。

在丹灶镇一片1000亩的集体土地上，今年启动的长江氢动力（佛山）研发中心及整车生产项目正在加紧施工，达产后总产值400亿元。

截至今年5月，南海入市地块88宗，土地面积2472亩，成交总金额达70亿元，抵押融资地块34宗，抵押价值36亿元。

很难想象，十年前，这里还是低矮厂房林立的村级工业园，土地利用率及产出率低下，劳动密集型企业扎堆，每年产值不足1亿元，税收不足100万元。

数据显示，南海区现有村级工业园685个，占地面积17.56万亩。

24年“磨”成亚洲第一包装瓶磨具的星联精密，坚守20年突破技术封锁、奠定高端摩轮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南车轮，从零开始坚持17年研发的源田床具机械……这些南海企业用小产品打开全球大市场，成为各自领域中的“隐形冠军”。

这样一批“隐形冠军”企业，让有着“广东四小虎”之称的南海，掀起了供给端的变革，从过去生产制造鞋袜走向生产工业母机，让南海制造悄然由“轻”到“重”，实现“重量级”的转型。

“在窑炉行业，要把每立方米能耗指标降低0.1都非常难做到。

宝索机械去年与南非proximoltd正式签订了生活用纸设备总承包项目合同，由宝索机械提供的年产1万吨的生产用纸全套加工设备将在南非正式投产。

■亲历者说时任南海县农委主任何享业回忆土地股份制改革：天天有人前来学习改革曾去省外讲课分享经验南海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何享业一直在南海从事农村工作，在推开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前后，他正在南海农委工作，作为决策者、推动者、见证者，一手参与了制度的设计、论证与跟踪。

他坦言，当年的改革并无可以参考借鉴的样本，只是坚持立足基层实际、尊重群众意愿，在反复试错中不断调整，才最终蹚出了一条路子。

谈改革缘由当时都流行说责任田是“破棉袄”南方日报：在南海试点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出于哪些考虑？

何享业：首先，南海一直都有人多地少的问题，土地主要分为三大区域：鱼塘、丘陵和水田。

因此可耕作的土地比较少，平均下来每个人不到1/5亩，土地碎片化现象严重，这样的情况下推行规模化经营难度很大。

其次，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南海的二三产业已经逐步发展起来了，许多农民开始进城打工，责任田就没有得到很好的耕作，但大家又不愿意放弃，所以当时流行一种说法称责任田是块“破棉袄”，没有多少利用价值，扔了又怪可惜，随之而来的“弃耕抛荒”现象开始多了起来。

第三，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许多鱼塘已经由分包改为投包，土地开始有整合的迹象，原来的承包户收取租金，已经显现出股份制的雏形。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解决规模化经营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到土地制度建设这个基础上来。

谈改革经过分红提留51%确保了集体话语权南方日报：土地股份制推行前后，南海对土地经营的实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何享业：应该说在改革推行前的上世纪80年代，南海的农村欢迎国家来征地，因为征地后就不用交征购粮，对大家是个解放。

90年代土地股份制推开以后，农村的集体土地逐步进入市场，这时候南海的农村喜欢“卖”地，当时一块丘陵地一亩可以卖到3万—5万元。

进入90年代后期，土地资源逐渐稀缺，土地的资本属性逐步凸显，出租土地开始流行起来，一般短租3—5年，长租10—15年。

到了21世纪以后，集体经济开始逐步壮大，有实力进行厂房建设，从而提高土地附加值，这时候，出租厂房成为多数集体经济的第一选择。

股份制以后把收益的51%归为集体，既是对之前实践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土地集体所有的属性，确保集体的话语权。

从后期的实践来看，如果没有这51%的提留，南海农村的基础设施、环境整治、社会保障事业很可能难以为继，南海的农村面貌不会有现在这么漂亮。

何享业：改革后社会上确实出现了质疑的声音，我就问当时管农业的南海县委副书记邓文初怎么办，他说，那就请北京的专家来看看，大家讨论一下。

1994年1月，我们在南海开了一个“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论证会，杜润生、杜鹰、吴敬琏、郭荣昌、张根生、欧广源、余国跃，当时国内有名的农村问题专家和中央、省、市领导都来了，会议总体上是倾向于肯定我们的改革。

何享业：1993年底的时候，谢非就这个问题专门来南海作了3天的调查，并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1994年年初的时候，谢非又到南海召开农村股份合作制现场会，明确表示富裕地区的农村可以学南海，希望将南海模式推广到珠三角。

何享业：我觉得最关键是解放了生产力，把那些适合从事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分流出来，让他们能够安心进城务工但又不会丧失土地，还能分享土地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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